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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有这样一群少年守护者

“同学们,我们习武是为了什么?”

七月,正午。容纳400余人的成都体育学院武术学院会议室座无虚席,一场名为“身边的犯罪”法治教育专题讲座正在举行。台下,是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台上,是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的检察官王亮。这场讲座没有一句陈词套话,特意为成体同学量身打造,所有案例皆为大家的身边事。

大三的周思未告诉记者:“很触动。我印象最深的是讲座里提到的,打架‘打赢了要坐牢,打输了要住院’。我们学体育的同学,有的比较冲动,凡事要争个输赢,听了讲座,我意识到以后一定要理性,要多学习法律知识,知法、懂法。”同是大三的蒋松则表示:“收获很多!以前不太清楚:被人欺负,到底该不该还手?什么情况‘过了’?现在明白了。我们学武术,不能利用自己的特长去欺负别人,而应该见义勇为,同时保护好自己。”

本次讲座,是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未检处党支部“亮晶晶”团队开展的“法治进校园”活动之一。该党支部是今年7月1日四川省委表彰的200个先进党组织之一。

“亮晶晶”团队成立于2015年7月,目前已经发展为拥有执行成员30人,覆盖成都市两级检察机关未检部门的团队。通过深入开展“法治进校园”主题活动,结合“国际六一儿童节”、“国际禁毒日”、“宪法日”等重要时间节点,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法治宣传工作。自成立以来,“亮晶晶”团队共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1300余次,累计开展法治巡讲500余场。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未检处党支部积极推进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基地、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涉未刑执民行集中统一办理试点等机制建设,在全国率先创新建立强制亲职教育工作机制,通过法律强制手段促使涉案未成年人父母接受教育指导,为其顺利回归创造良好家庭环境,从源头上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2016年以来,共对310名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开展强制亲职教育课524次。

同时,加强对未成年人被害人的司法关爱,建立健全了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救助机制,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各类案件,建立案件发现报告、联动反应等办案机制,确保精准保护与有效打击相统一。

【两个故事】

两个少年的青春之堑

小张(化名)和小王(化名)是成都某重点高中的学生。2019年4月,高考迫在眉睫。谁也没料到,就在这时,竟发生了一件事。

小张清楚地记得,那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星期三中午。正在自习的他接到快递,遂离座。谁知,回来后,座位上已经稳稳坐着另一个男孩。

是怎么打起来的,他已不愿意再回忆,但身体的伤却历历在目:鼻子流血、牙齿松动、脸颊淤青。

“学校初步决定对小王作记大过处分,对小张作警告处分。小张一方认为遭遇了校园凌霸,必须开除小王;小王认为可以道歉、赔偿,但绝不能被开除。双方家庭都牵扯进来了,学校已经组织了近5次调解,每次都剑拔弩张,调解不下来。”王亮回忆:“我是这个学校的法治辅导员,就想能不能把矛盾化解。”

青春期,是过分敏感的神经末梢,一粒微尘也会天崩地裂。“高三的情绪下,做出任何事都有可能。小张连做梦都在说‘别打我’;小王也深受这一事件的影响,无心学习。”面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检察官们的原则是什么?王亮毫不犹豫地说:“孩子,应尽最大的程度去保护、挽救,而不是惩罚。我们秉持的原则是:‘儿童利益最大化’。这个事件性质不是犯罪,也不是违法,也不是校园欺凌,就是学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伤情够不上轻微伤,所以既构不成刑事拘留,也构不成行政处罚。”

那么,如何界定校园凌霸和日常冲突?王亮表示:“欺凌一般有惯常性,要结合欺凌一方平时的表现,是否倚强凌弱?同时要关注本次事件发生的原因。”

然而,调解初期,格外艰难。

在调解过程中,面对尖锐的对立、误解和不敬,检察官们会作何反应?“即使我们有情绪,我们也必须做到理性、平和地面对所有的误解。当事人在那样的情绪中,最初有些不妥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要给他们指出来,我们要相互信任和尊重,否则没有谈的基础。.我扮演的是一个倾听者,当事人的情绪是需要宣泄的,我必须尊重他。当事人就把所有的遭遇、诉求像倒篓子一样告诉我。”

张亮对记者说,“孩子在上学,我就想尽量少耽误他们。家长能感受到我们是怎么对待孩子的。比如打人的孩子,他梦想成为一个杰出的人,向往好学校,我就举了自己的例子,说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说,我也想成为你的校友。我告诉他,寻求谅解的过程,也是拯救自己的过程。”

一次次的倾听和交流,终于让双方孩子和家长解开了心结。他们握手言和,学校也决定不予处分。

最终,小张以660多分的好成绩考取知名高校,小王也以650多分的成绩考上梦寐以求的军校。“如果被记过,就无法被军校录取了。”王亮喟叹。

一纸无犯罪记录证明背后的故事

2015年冬,刘某(化名)和四个朋友参加生日聚会,和一位赛摩车手发生口角并斗殴。最终被害人获赔20多万,刘某因寻衅滋事罪获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半。

事件发生后,给刘某极大的触动:“考上职高后,他非常努力,加入了学生会,每年发起献血、对贫困孩子的捐款……”毕业前,刘某通过了一家美国企业的招聘初试。但对方要求需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并公证。派出所不予出具:“所有人都告诉他,‘你有犯罪记录是客观事实,凭什么给你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呢?’”

“他在网上搜到了‘亮晶晶’团队,在院门口等了我几个小时。他很紧张、很沮丧。我们从4点过谈到下班后7点过。走前他给我鞠了个躬,说:‘我跑了两三个月了,你是第一个认真听我说话的人。’”

经过未检处的努力,终于,来之不易的一纸《无犯罪记录证明》握在了刘某的手中。

王亮告诉记者:“《刑事诉讼法》设定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规定未成年人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对犯罪记录给予封存。犯罪记录封存的目的,是为了让轻微过错的未成年人零负担地回归社会。如果社会永远把他推到对立面,他就是我们的对立面;拉回来,就是服务社会。”

那么,封存犯罪记录是否会在某些情形下成为包庇犯罪的温床?如何回应这样的担忧?

王亮回应:“首先,我们任何做法都是依据法律的。其次,不是所有的犯罪记录都一律封存,封存的都是最轻的未成年的犯罪。像抢劫、杀人等重罪,不属于犯罪记录封存的范畴,所以社会不必有这样的恐慌和担忧。 ”

2018年夏,小王被心仪的美国企业录取。飞赴异国前,他专程来到成都市检察院,为检察官呈上了一面鲜红的锦旗。锦旗上端然两行字:

“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为人民做事实的父母官。”

王亮笑言:“我们检察官并不是官,就是一个普通的司法工作人员。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就是我们的职责和义务。”

成都晚报-成都发布记者 彭莉

编辑:刘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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