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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贞忠诚 牺牲奉献 永跟党走——大别山精神(二)

第二章 大别山精神凝练概括的历史依据

一、“坚贞忠诚”是大别山精神的核心本质。

无论是在革命运动的初始阶段,还是在革命发展的高潮时期,即使在革命运动遭受挫折的危急关头,大别山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都能始终坚持必胜的信念和革命到底的决心,矢志不渝、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威武不屈,保证了大别山上高高飘扬的红旗永远不倒。

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编写的《红军源》一书载明,在鄂豫皖根据地,湖北省组建了29支主力红军队伍,安徽省组建了15支主力红军队伍,河南省组建了7支主力红军队伍,共计51支、占全国根据地一共组建的149支主力红军队伍的34%。其中仅金寨一个县就组建了11支主力红军队伍,位居全国第一。土地革命时期,51支主力红军队伍在这里诞生组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三支革命武装力量(八路军129师和中原野战军、115师和华北野战军、新四军第4支队和华北野战军)在这里成长壮大;解放后,至少有6集团军与大别山红军有渊源、血脉关系。革命战争年代,红25军先后2次在这里组建,红28军先后3次在这里重建……大别山人民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忠诚党的领导,送子当红军、送郎去参军,前仆后继、勇往直前,譜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凯歌。

1923年,在白色恐怖下,董必武率先在大别山区点燃革命星火,由此揭开了革命序幕。在3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大别山区军民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动摇,一大批共产党员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根据地军民凭借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同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有效地保卫了根据地、保卫了红色政权。1932年7月,在著名的霍邱保卫战中,守城部队与敌人展开巷战、逐屋争夺、浴血拼杀,子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拼弯了用枪托砸、用牙咬。有的为了不当俘虏而投井自杀,有的把武器砸坏、不让敌人得去,有的负伤被俘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高唱《国际歌》,宁死不屈。最后,守城部队和地方党政人员,撤到西城墙下一个叫“埋蛇沟”的地方。在敌机枪的猛烈扫射下,前面的同志手挽手地组成人墙,用身体挡住敌人的子弹,掩护后面的同志撤退。红25军军长旷继勋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手持大刀,与指战员们一起奋勇拼杀,身边4名警卫员全部壮烈牺牲,旷军长也数处负伤,最终才从西门突围脱险。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红25军军长、政委吴焕先(河南新县人),其父亲、哥哥、嫂子、侄女等5人同时被敌人杀害。但是,吴焕先并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而是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寻找战斗的方式方法。他用自己的牺牲和自觉,为创造苏区“新社会”作出了积极而又重要的贡献。主力红军撤离大别山后,奉命坚守在大别山区的部队和党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其顽强的毅力坚守在崇山峻岭之中,直到迎来革命的胜利。湖北红安四区农协主席秦绍勤,面对敌人的酒宴、金钱、美女,始终一身正气、不为所动,“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面对敌人,秦绍勤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敢于担当、勇于牺牲,“宁愿自己死,也不连累人。”河南新县党的特派员杨超,虽然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血肉粘衣,但他仍然昂首挺胸、大义凛然。面对敌人乌黑的枪口,杨超就义前仍然高声吟诵道,“漫天风雪漫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

从金寨走出的红25军,战士平均年龄在14岁左右,被群众称为“娃娃兵”、“儿童军”。他们面对敌人的屠刀,响亮地发出:“头是我爹娘给的,命是我个人的,共产党却是劳苦大众的,我们要的当然是共产党!”“山村岩洞是我房,青枝绿叶是我床,野菜葛根是我粮,共产党是我的新爹娘!”“一颗红心拿不出,头断血流不投降”的铮铮誓言。金寨党组织的创始人、立夏节起义的组织者詹谷堂,1929年9月被捕后,被敌人3次用铁丝穿胳膊游街、5次深夜陪斩,但他都是挺起胸膛,高呼“共产党万岁”。敌人审问时,他痛斥敌人的罪行,并且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共产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毅然地用鲜血在墙上写下“共产党万岁”5个大字。河南新县赤卫队大队长程儒香被捕后,在敌人残忍地割去他的舌头后,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和意志,忍者钻心的剧痛,把满口的鲜血一下子吐到刽子手的脸上……程儒香虽然牺牲了,但是他的英雄壮举却感动了无数的人。

坚贞忠诚 牺牲奉献 永跟党走——大别山精神(二)

红四方面军向川陕转移时,红军将部分后勤人员进行遣散。时为红军服装厂工人的女战士、后为罗元恒元帅夫人的林月琴,带领10多个女孩子,从金寨一直跟到川北。部队首长被他们的坚贞和忠诚所感动,正式批准她们参加红军队伍。湖北省麻城县苏维埃主席、妇女主席万家达,生孩子的第3天,国民党联防队来捉她,她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迅速将秘密文件烧毁,然后从容被捕。为了不泄密,在敌人杀害前,她吞下了装有地下党和赤卫队花名册梳妆盒的钥匙。湖北省黄冈县的晏春山被人们誉为“大别山的江姐”。1935年5月,由于坏人的告密,晏春山不幸被捕。敌人把晏春山带到郭家河敌军团部,进行审讯和拷打,灌辣椒水、上压杆、钉竹签、烙铁烧,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晏春山却坚贞不屈,丝毫没有暴露组织的任何情况。敌人不死心,以死来威胁。一天,敌人把晏春山的双手反绑着,威胁地说:今天要你带着我们去找游击队,要是能找到,就立即放你回去,要是找不到游击队的话,你就别想回去了,就用石头把你砸死在山上!面对凶恶的敌人,晏春山朝着远离游击队驻地的鸡公寨走去。当她走到大花台崖顶时,晏春山转身面对群敌,昂首挺胸、怒目而视,愤怒地说:“狗强盗,吃人的野兽,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的,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红军游击队就在这山崖下边,跟我一块去找吧!”接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然后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晏春山牺牲了,她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对党的忠诚之歌。

坚贞忠诚,还表现在受到挫折、遭受失败时的坚守。在西路军惨烈的征战中,大批金寨籍红军将士血洒疆场,被打伤或被打散,但是,他们都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从甘肃沿途乞讨回到陕北。开国中将林维先,1933年21岁时就任红82师师长,被打成改组派后,在公审大会上,全师战士为他求情,最后被开除党籍,下放到苦工队当苦工。面对冤屈和困境,林维先始终对党坚信不疑,带着苦工队用扁担同敌人作战,最后重新得到组织的信任,又从战士开始起步,直到营长、团长、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洪学智,我军唯一一位两授上将军衔的将军,他的一生“四起三落”,曾因“彭德怀事件”受牵连,46岁的他从总后勤部部长降为吉林省农机厅厅长,后又下放到农场,长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洪学智仍然坚信党、忠于党,积极努力、乐观向上,最终得以平反昭雪,重任总后勤部部长,并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无数事实证明,大别山区的党组织和广大军民对党是忠诚的,信心是不变的,“坚贞忠诚”的优良品质在革命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显现。

大别山的革命实践还说明:理想信念犹如一面旗帜,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永葆正确方向;只有筑牢精神支柱,才能凝聚更大力量。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高扬纯洁理想信念的光辉旗帜,不仅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改变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的人间奇迹,而且打造了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内涵极其丰富的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精神支柱,是中国共产党人勇往直前的精气神。这种坚守既是解读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密码,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基因。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共产党人在坚定理想信念和旗帜下一往无前的奋斗史。对理想信念坚贞不渝,是构建精神支柱的前提。没有坚贞不渝的理想信念,就没有精神支柱的钢筋铁骨,就会患“侏儒症”和“软骨症”。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一个国家和民族,物质大厦不幸坍塌,可以再造;而精神支柱一旦崩溃,则难以重立。只有用坚贞不渝的理想信念才能筑牢精神支柱,才能应对和经受任何风浪和艰难的考验。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忠诚于党、永不改色,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最起码的政治道德底线,是党团结统一的心理长城。正是无数共产党人对党和党的事业的忠诚,才有了党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华丽转变。夏明翰笃信“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年仅16岁的刘胡兰直面屠刀,是信仰和忠诚让她的短暂人生绽放精彩;共产党员江姐,酷刑摧毁了她的身体,但不能折弯她的意志,。一批批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赴汤蹈火,不是屠刀和枪炮能够杀完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党从农村走向城市,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党的事业从领导人民站起来,到带领人民富起来,让泱泱中华强起来,华夏巨变见证了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明证了党员忠诚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把“坚贞忠诚”做为大别山精神的关键和核心、本质和要义,认真加以总结、大力传承弘扬。

二、“牺牲奉献”是大别山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大别山根据地,战争年代有200多万人投身革命,近100万人为国捐躯。其中金寨人民为了新中国的成立,输送了10万英雄儿女,当时的金寨总人口仅有25万人,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2人为革命牺牲。解放后,查明证实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1万人,占全省总数的五分之一。

黄麻起义失败后,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黄安、麻城两县尤其是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起义地区的人民,遭到反动派血腥屠杀。黄安县北乡农民群众被杀害者数以万计,仅在箭厂河的一块不足1亩的田里就被杀害300多人。鲜血染红浸透了泥土,人们为记住这一血案,称这块田为“红田”。在麻城县,国民党军一次就集体屠杀革命群众400余人。他们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起义群众使用剖腹、挖心、枭首、剥皮、火烧、钉桩、凌迟等各种屠杀手段,疯狂摧残。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蒋介石下令彻底摧毁鄂豫皖根据地,对“匪区壮丁一律处决”、“匪区房屋一律烧毁”、“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队,搬出匪区外,难运者一律烧毁”,以达到“民尽匪尽”的目的。黄安县被杀约10多万人,被毁房屋10万余间,抢走耕牛3.5万头。在麻城县的乘马、泗店、田铺一带方圆六七十里的地区内,杀害群众2.4万余人,烧毁村庄891个,抢走耕牛1.4万头。在六安、商城两县边区“清剿”的曾万钟等部,在金家寨附近的柳树湾、古碑冲和上楼房3处,共枪杀、活埋共产党员、干部、群众5600多人。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后,国民党沿用“有民即有匪,民尽匪尽”、“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等血腥口号,纵兵烧、杀、抢、掠,所到之处变成一片废墟,渺无人烟。国民党第十一路军在立煌县柳树庄,挖一条几十里的大沟,一夜间活埋苏维埃干部、群众3500余人。商城县反动头子顾敬之,每到一处就大喊大叫要开人肉铺子,在金寨汤家汇百里内,杀害红军伤病员、军属和群众1万多人。1948年3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后,敌人对大别山区进行疯狂“扫荡”和“清剿”,新县浒湾、箭厂河一带十室九空,黄安北、麻城东等地成为无人区。箭厂河有一首民谣:“国民党,小保队,抓丁派款又收税,吊打贫农团,捕杀工作队地富搞倒算,租利又加倍。”在商南,实行残酷的妇女奸光、东西抢光、百姓赶光“三光政策”。大别山区的红安县在大革命前有48万人,到1949年解放时只剩下34万人,为革命献出了14万英雄儿女的宝贵生命,其中包括11名省军级干部、80多名地师级干部和400多名县团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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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别山精神凝练概括的历史依据

一、“坚贞忠诚”是大别山精神的核心本质。

无论是在革命运动的初始阶段,还是在革命发展的高潮时期,即使在革命运动遭受挫折的危急关头,大别山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都能始终坚持必胜的信念和革命到底的决心,矢志不渝、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威武不屈,保证了大别山上高高飘扬的红旗永远不倒。

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编写的《红军源》一书载明,在鄂豫皖根据地,湖北省组建了29支主力红军队伍,安徽省组建了15支主力红军队伍,河南省组建了7支主力红军队伍,共计51支、占全国根据地一共组建的149支主力红军队伍的34%。其中仅金寨一个县就组建了11支主力红军队伍,位居全国第一。土地革命时期,51支主力红军队伍在这里诞生组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三支革命武装力量(八路军129师和中原野战军、115师和华北野战军、新四军第4支队和华北野战军)在这里成长壮大;解放后,至少有6集团军与大别山红军有渊源、血脉关系。革命战争年代,红25军先后2次在这里组建,红28军先后3次在这里重建……大别山人民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忠诚党的领导,送子当红军、送郎去参军,前仆后继、勇往直前,譜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凯歌。

1923年,在白色恐怖下,董必武率先在大别山区点燃革命星火,由此揭开了革命序幕。在3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大别山区军民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动摇,一大批共产党员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根据地军民凭借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同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有效地保卫了根据地、保卫了红色政权。1932年7月,在著名的霍邱保卫战中,守城部队与敌人展开巷战、逐屋争夺、浴血拼杀,子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拼弯了用枪托砸、用牙咬。有的为了不当俘虏而投井自杀,有的把武器砸坏、不让敌人得去,有的负伤被俘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高唱《国际歌》,宁死不屈。最后,守城部队和地方党政人员,撤到西城墙下一个叫“埋蛇沟”的地方。在敌机枪的猛烈扫射下,前面的同志手挽手地组成人墙,用身体挡住敌人的子弹,掩护后面的同志撤退。红25军军长旷继勋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手持大刀,与指战员们一起奋勇拼杀,身边4名警卫员全部壮烈牺牲,旷军长也数处负伤,最终才从西门突围脱险。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红25军军长、政委吴焕先(河南新县人),其父亲、哥哥、嫂子、侄女等5人同时被敌人杀害。但是,吴焕先并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而是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寻找战斗的方式方法。他用自己的牺牲和自觉,为创造苏区“新社会”作出了积极而又重要的贡献。主力红军撤离大别山后,奉命坚守在大别山区的部队和党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其顽强的毅力坚守在崇山峻岭之中,直到迎来革命的胜利。湖北红安四区农协主席秦绍勤,面对敌人的酒宴、金钱、美女,始终一身正气、不为所动,“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面对敌人,秦绍勤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敢于担当、勇于牺牲,“宁愿自己死,也不连累人。”河南新县党的特派员杨超,虽然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血肉粘衣,但他仍然昂首挺胸、大义凛然。面对敌人乌黑的枪口,杨超就义前仍然高声吟诵道,“漫天风雪漫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

从金寨走出的红25军,战士平均年龄在14岁左右,被群众称为“娃娃兵”、“儿童军”。他们面对敌人的屠刀,响亮地发出:“头是我爹娘给的,命是我个人的,共产党却是劳苦大众的,我们要的当然是共产党!”“山村岩洞是我房,青枝绿叶是我床,野菜葛根是我粮,共产党是我的新爹娘!”“一颗红心拿不出,头断血流不投降”的铮铮誓言。金寨党组织的创始人、立夏节起义的组织者詹谷堂,1929年9月被捕后,被敌人3次用铁丝穿胳膊游街、5次深夜陪斩,但他都是挺起胸膛,高呼“共产党万岁”。敌人审问时,他痛斥敌人的罪行,并且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共产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毅然地用鲜血在墙上写下“共产党万岁”5个大字。河南新县赤卫队大队长程儒香被捕后,在敌人残忍地割去他的舌头后,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和意志,忍者钻心的剧痛,把满口的鲜血一下子吐到刽子手的脸上……程儒香虽然牺牲了,但是他的英雄壮举却感动了无数的人。

坚贞忠诚 牺牲奉献 永跟党走——大别山精神(二)

红四方面军向川陕转移时,红军将部分后勤人员进行遣散。时为红军服装厂工人的女战士、后为罗元恒元帅夫人的林月琴,带领10多个女孩子,从金寨一直跟到川北。部队首长被他们的坚贞和忠诚所感动,正式批准她们参加红军队伍。湖北省麻城县苏维埃主席、妇女主席万家达,生孩子的第3天,国民党联防队来捉她,她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迅速将秘密文件烧毁,然后从容被捕。为了不泄密,在敌人杀害前,她吞下了装有地下党和赤卫队花名册梳妆盒的钥匙。湖北省黄冈县的晏春山被人们誉为“大别山的江姐”。1935年5月,由于坏人的告密,晏春山不幸被捕。敌人把晏春山带到郭家河敌军团部,进行审讯和拷打,灌辣椒水、上压杆、钉竹签、烙铁烧,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晏春山却坚贞不屈,丝毫没有暴露组织的任何情况。敌人不死心,以死来威胁。一天,敌人把晏春山的双手反绑着,威胁地说:今天要你带着我们去找游击队,要是能找到,就立即放你回去,要是找不到游击队的话,你就别想回去了,就用石头把你砸死在山上!面对凶恶的敌人,晏春山朝着远离游击队驻地的鸡公寨走去。当她走到大花台崖顶时,晏春山转身面对群敌,昂首挺胸、怒目而视,愤怒地说:“狗强盗,吃人的野兽,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的,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红军游击队就在这山崖下边,跟我一块去找吧!”接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然后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晏春山牺牲了,她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对党的忠诚之歌。

坚贞忠诚,还表现在受到挫折、遭受失败时的坚守。在西路军惨烈的征战中,大批金寨籍红军将士血洒疆场,被打伤或被打散,但是,他们都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从甘肃沿途乞讨回到陕北。开国中将林维先,1933年21岁时就任红82师师长,被打成改组派后,在公审大会上,全师战士为他求情,最后被开除党籍,下放到苦工队当苦工。面对冤屈和困境,林维先始终对党坚信不疑,带着苦工队用扁担同敌人作战,最后重新得到组织的信任,又从战士开始起步,直到营长、团长、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洪学智,我军唯一一位两授上将军衔的将军,他的一生“四起三落”,曾因“彭德怀事件”受牵连,46岁的他从总后勤部部长降为吉林省农机厅厅长,后又下放到农场,长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洪学智仍然坚信党、忠于党,积极努力、乐观向上,最终得以平反昭雪,重任总后勤部部长,并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无数事实证明,大别山区的党组织和广大军民对党是忠诚的,信心是不变的,“坚贞忠诚”的优良品质在革命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显现。

大别山的革命实践还说明:理想信念犹如一面旗帜,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永葆正确方向;只有筑牢精神支柱,才能凝聚更大力量。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高扬纯洁理想信念的光辉旗帜,不仅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改变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的人间奇迹,而且打造了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内涵极其丰富的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精神支柱,是中国共产党人勇往直前的精气神。这种坚守既是解读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密码,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基因。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共产党人在坚定理想信念和旗帜下一往无前的奋斗史。对理想信念坚贞不渝,是构建精神支柱的前提。没有坚贞不渝的理想信念,就没有精神支柱的钢筋铁骨,就会患“侏儒症”和“软骨症”。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一个国家和民族,物质大厦不幸坍塌,可以再造;而精神支柱一旦崩溃,则难以重立。只有用坚贞不渝的理想信念才能筑牢精神支柱,才能应对和经受任何风浪和艰难的考验。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忠诚于党、永不改色,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最起码的政治道德底线,是党团结统一的心理长城。正是无数共产党人对党和党的事业的忠诚,才有了党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华丽转变。夏明翰笃信“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年仅16岁的刘胡兰直面屠刀,是信仰和忠诚让她的短暂人生绽放精彩;共产党员江姐,酷刑摧毁了她的身体,但不能折弯她的意志,。一批批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赴汤蹈火,不是屠刀和枪炮能够杀完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党从农村走向城市,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党的事业从领导人民站起来,到带领人民富起来,让泱泱中华强起来,华夏巨变见证了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明证了党员忠诚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把“坚贞忠诚”做为大别山精神的关键和核心、本质和要义,认真加以总结、大力传承弘扬。

二、“牺牲奉献”是大别山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大别山根据地,战争年代有200多万人投身革命,近100万人为国捐躯。其中金寨人民为了新中国的成立,输送了10万英雄儿女,当时的金寨总人口仅有25万人,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2人为革命牺牲。解放后,查明证实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1万人,占全省总数的五分之一。

黄麻起义失败后,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黄安、麻城两县尤其是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起义地区的人民,遭到反动派血腥屠杀。黄安县北乡农民群众被杀害者数以万计,仅在箭厂河的一块不足1亩的田里就被杀害300多人。鲜血染红浸透了泥土,人们为记住这一血案,称这块田为“红田”。在麻城县,国民党军一次就集体屠杀革命群众400余人。他们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起义群众使用剖腹、挖心、枭首、剥皮、火烧、钉桩、凌迟等各种屠杀手段,疯狂摧残。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蒋介石下令彻底摧毁鄂豫皖根据地,对“匪区壮丁一律处决”、“匪区房屋一律烧毁”、“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队,搬出匪区外,难运者一律烧毁”,以达到“民尽匪尽”的目的。黄安县被杀约10多万人,被毁房屋10万余间,抢走耕牛3.5万头。在麻城县的乘马、泗店、田铺一带方圆六七十里的地区内,杀害群众2.4万余人,烧毁村庄891个,抢走耕牛1.4万头。在六安、商城两县边区“清剿”的曾万钟等部,在金家寨附近的柳树湾、古碑冲和上楼房3处,共枪杀、活埋共产党员、干部、群众5600多人。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后,国民党沿用“有民即有匪,民尽匪尽”、“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等血腥口号,纵兵烧、杀、抢、掠,所到之处变成一片废墟,渺无人烟。国民党第十一路军在立煌县柳树庄,挖一条几十里的大沟,一夜间活埋苏维埃干部、群众3500余人。商城县反动头子顾敬之,每到一处就大喊大叫要开人肉铺子,在金寨汤家汇百里内,杀害红军伤病员、军属和群众1万多人。1948年3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后,敌人对大别山区进行疯狂“扫荡”和“清剿”,新县浒湾、箭厂河一带十室九空,黄安北、麻城东等地成为无人区。箭厂河有一首民谣:“国民党,小保队,抓丁派款又收税,吊打贫农团,捕杀工作队地富搞倒算,租利又加倍。”在商南,实行残酷的妇女奸光、东西抢光、百姓赶光“三光政策”。大别山区的红安县在大革命前有48万人,到1949年解放时只剩下34万人,为革命献出了14万英雄儿女的宝贵生命,其中包括11名省军级干部、80多名地师级干部和400多名县团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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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整个大别山区先后有100万人牺牲,在册烈士13万余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突出的贡献。

坚贞忠诚 牺牲奉献 永跟党走——大别山精神(二)

麻城县乘马岗区有2个小山村,一个叫项家冲,一个叫石槽冲,两村紧密相连,面积总共不过2000平方米,两村10多户人家,全姓“王”,是一个家族,寥寥的幸存者中,王树声成了人民解放军的大将,王宏坤成了人民解放军上将,王恩厚成了共和国卫生部门的领导,王宏清成了祖国大型钢铁基地组织建设者。

这个村、这个家族与麻城革命有很深的渊源。麻城县早期的革命领导人差不多都与这个家庭有关系。早在1922年,王幼安在武汉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接受了马列主义,由导师董必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回麻城出任高等小学校长。在学校里,王幼安秘密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小组,教育和引导丁蔡济璜、刘文蔚、徐其虚、桂步蟾、王友勋和堂弟王树声等一批青年学生学习革命道理,探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这些学生后来多成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的领导者、开创者。

这个家族,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表现出强烈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1926年春,在武汉上学的徐其虚、桂步蟾等回到麻城,首先发展了王树声入党。王树声根据党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组织了乘马岗区农会。王氏家族就是这样,不是参加农会,搞农运,就是参加红军。搞武装斗争,也决不是少数人的事,而都是“全民皆兵”、“全族参战”。由于这个家族的主要成员参加革命早,斗争坚决,经受了各种锻炼和考验,进步很快,所以,很多人成了革命队伍的骨干,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了中、低级指挥员,如宏文、宏学、宏儒、宏忠、宏恕、宏义、宏胜、宏应等,有的逐步成长为高级领导。l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离开鄂豫皖苏区时,4个师长中王家就有王树声、王宏坤两兄弟。

随着斗争的深入,落到这个家族头上的考验更加严峻。然而,历史证明,不论是艰难困苦,还是流血牺牲都不能阻挡这个家族革命的脚步。10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个家族中的主要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战死在沙场上,王宏坤兄弟6人参军,牺牲了4个,其中有2个亲弟弟。王恩厚3个参加红军的叔祖父全部战死,10个当红军的叔父、姑奶奶、姑妈、奶奶8个战死。王树声兄弟、姊妹、妯娌共13人参加革命,之后,工宏文、王宏忠、王宏恕、王宏懦、娇玉、春玉、王宏忠妻牺牲,王宏学、王宏义、桂玉、宏恕妻、松乔相继为革命献出生命,到7年后的1932年,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时只剩下王树声1人。

1932年10月,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家族到了极端困难的时期。此时,族中的青壮年,死的死,走的走,剩下的只有老弱病残和孩子。为了保护烈士遗孤,王恩厚的祖父王泽济、奶奶董氏,被敌人用开水烫、棍子打,摧残致死。11岁的妹妹大毛被敌人抢去下落不明,二婶杨士华病饿死在路旁。父亲王宏开带继母和2个不满10岁的妹妹逃出家乡,到麻城以南露宿树下,以讨饭为生达2年之久。刘七奶奶拖着伤病的身体,带着三毛和袖珍去讨饭,才活过来。1934年大年三十,身为红四军军长的王宏坤在为保卫川陕苏区而浴血雷战,可是他年迈母亲却在家乡的炕铺上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在4天水米未进的情况下,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临终前老人念叨着儿子的名字,叉嘱咐身边的人一定不要让儿子知道,免得分了儿子的心。这个家族的人性格极为刚烈,宁折不弯。王恩厚的未婚妻和母亲在讨饭中遇到敌人,为了不受污辱,娘儿俩双双投塘自尽。在这个家族里,只要还剩一个人,革命就不会完,斗争就不会止。王恩厚的父亲王宏开在得知红二十五军的一批伤病员需要留下掩护治疗时,一下接收了20多人,被敌人追捕的同志和工作人员来到村里,王宏开毅然果断地掩护他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的安全。

革命前,王氏本家有15户,后来只剩很不齐全的6户,9户消失了。王氏亲戚诸族的损失也并不比王氏家族小,很多户都续烟无人了。如马家、董家、胡家、龚家、刘家、徐家、桂家等。

在大别山,像王氏家族这样满门忠烈的革命家族很多。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戴克敏全家2代人中,有14人参加革命,其中有l1人为革命英勇献身,2人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唯一幸存的是他的胞妹、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戴觉敏。

正是由于大别山区千千万万革命家庭的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才造就了大别山这一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上30年革命红旗不倒、21年武装斗争不断的奇迹。

此外,在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许多整村、整族加入红军、投身革命的红色村庄,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

坚贞忠诚 牺牲奉献 永跟党走——大别山精神(二)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根治淮河水患,国家又在皖西大别山区境内兴修了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淹没10万亩粮田、14万亩经济林和金家寨、麻埠、流波三大经济重镇,县内自我消化移民10万人,很多人家都搬了五、六次家,由市民变为农民,老区人民又一次作出了巨大奉献。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战争创伤的余波影响、土地资源等主要生产资料的严重不足、人口素质的整体削弱、建设生态屏障对发展生产的政策性制约等多种原因,金寨每年约有15万劳务大军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谋生。

有人通俗地说,大别山精神就是“三要三不要”,即:要革命、要忠诚、要担当,不要钱、不要命、不要家;“三图三不图”,即:图奉献、图大局、图为民,不图名、不图利、不图位。许多事实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刘仁辅是六霍起义的领导者、组织者,1930年夏,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在敌监狱中受尽酷刑,但他仍然坚贞不屈、痛斥敌人:“我们共产党人不为名誉地位,不图升官发财,我们信仰的是共产主义,为的是天下穷苦人民得解放!我们可以舍得一切,甘愿献出一切!”无计可施的敌人,最后残暴地用铁钉将他的四肢钉在六安城门上示众。刘仁辅为了革命壮烈牺牲,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牺牲最为惨烈的烈士”之一。刘仁辅牺牲后,敌人对他的亲属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与追捕,全家6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牺牲奉献是历史前进的动力。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大别山区“五进五出”,每一次革命主力转移后,老区人民都要受到敌人的残酷摧残和迫害蹂躏。红安、新县、金寨等将军县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奉献革命成为大家的自觉遵循;大别山区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奉献精神之花漫山遍野绽放。大别山军民用汗水。心血乃至生命,诠释着一种伟大的精神,那就是——牺牲奉献。

三、“永跟党走”是大别山精神的永恒主题。

在党的领导下,大别山区人民揭竿而起、义无反顾地积极投身到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历经21年的血雨腥风,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挫折走向胜利这一历史进程中,大别山区军民不管形势多么险恶、斗争多么残酷,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始终坚信革命事业必胜!坚持革命斗争不动摇,保持大别山革命红旗30年不倒。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召开之后仅3个月,大别山区就毅然决然地举行了黄麻起义。1929年又连续发起了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坚决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开辟了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2年在红四方面军西征以后,鄂豫皖苏区在党的领导下,又建立了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1934年11月,遵照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长征。鄂豫皖苏区在党的领导下,第三次组建了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在李先念同志的领导下,建立了鄂豫边抗日根据地。“中原突围”之后,刘名榜带领中共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坚持大别山区的武装斗争,最终迎来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迎来了解放的曙光。漫长的革命斗争历程,见证了大别山区人民群众不屈不饶、永跟党走的决定信心和坚强足迹。

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区军民对党的坚贞忠诚、紧跟党走的优良品质得到了充分展示、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革命的关键时期和困难时期,大别山区军民对党无限忠诚和紧跟党走的政治品格极大地维护了党的团结、壮大了革命力量、加快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危急关头,广大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广大西路军将士不畏强暴、舍身成仁,与“马家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谱写了悲壮的凯歌。1946年6月,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关键时期,在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斗中,金寨人皮定均率领一纵一旅临危受命、掩护中共中央中原分局和中原军区主力突围。他们以其崇高的大局意识和革命忠贞,巧用疑兵之计,成功地打乱了敌人的“围剿”计划,保证了主力部队的顺利突围。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区人民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从根据地的领导者到普通民众,毁家革命、矢志不渝、无限忠诚、革命到底。大革失败后,开国大将徐海东遭到敌人追捕,受到牵连的徐家共有66人被杀害,其中27个近、39个远亲,男人全被杀光、女人多被卖掉。自己多次面临“肃反”的威胁,但他仍然奋不顾身地为党工作。红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在“肃反”中,掷地有声地喝道:“二十年后我仍然要革命!”

坚贞忠诚 牺牲奉献 永跟党走——大别山精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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